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实干,随和,从未跟任何人红过脸;母亲勤俭、刚强,心直口快。二老一辈子心地善良、任劳任怨。母亲于农历1996824日突发脑溢血走了。母亲走后,痛苦一直伴随着我。劝我的人说,也许三年后就该淡忘了,结果三年后,从未打过我们的父亲又走了。今又三年,痛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常常梦回故里,演绎老屋里与父母在一起的生活。

  我老家有山杏,小时候每年暑期遇上阴雨天,一家人就有了共同的活计——砸杏核、挑杏仁。父亲专职砸,手劲适度、富有节奏,很少砸碎仁。父亲不说而已,说起来滔滔不绝,他边砸边给我们讲些道理和家史。什么“人敬有的,狗咬丑的”,人得有志气;什么“前半辈看父敬子,后半辈看子敬父”;还有“吃全得、穿二八、赌一半、嫖白瞎”。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母亲有时借题发挥、作些补充,一家人边干边说笑,其乐融融。我们也通过父母的一些事情和他们的爱憎而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甜酸苦辣。

  小日本侵略中国后,改变了原有的一切。从十岁起父亲就在外面打工放牛。到1933年,日本人监管修锦承铁路时,父亲十九岁,与体弱多病的爷爷在三十家子段干活。父亲一直与爷爷一组,以便照顾爷爷,分工具时抢小锹,盛饭时也先给爷爷盛,并且找到了盛饭的窍门,先少盛,然后再多盛。如果第一次多盛,就没有再盛的机会了。尽管父亲尽最大的努力照顾爷爷,无奈也是在专横跋扈的日本人的枪支和身穿夹袄马褂的二鬼子的马棒下的看管下干活。私塾先生出身的爷爷在极度的屈辱和压抑中病倒了,父亲硬是穿过四五十里的山路将爷爷背了回来。可不到半年爷爷辞世而去,父亲有多悲伤可想而知。

  父母结婚后,大哥的出生使父母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同时父母的肩上也多了一重责任。大哥四岁时,也就是1946年,解放战争刚刚开始,蒋介石为了扩充军力,加强后备、招兵买马。我村一大户人家被指派一名出征,但人家舍不得让去,就找到了父亲商量,要用四石米雇父亲去顶替,不管死活就四石米。父亲一合计,打一年长工还不到五斗米,母亲在家也执料得开,竟然决定去替,母亲也无法阻拦。然而这一去却成了母亲和奶奶的牵挂。父亲的目的明确,就是挣钱去了,所以到部队后烟酒一概不用,这样的好习惯一直延续到老。遇到别人敬烟,也总是躲开,用十个月的津贴买了两身内衣,因此受到班长的表扬。这成了他永远的荣耀,也成了他教育我们生活节俭的好范例。当时,国民党后勤部队里有不少人想逃的人,但是有巡逻队抓逃兵,有刑事队用刑教育,被抓的逃兵,用布蒙上眼睛,七个人对一个人用刑,四肢和头各有一人拽住,两个人交替用竹板打。受刑的人开始还能央求“别打了,不跑了”,打昏了就没声音了,接着用冷水激醒后再打,抬竹板时肉都被粘起,如果头上不绑上布,眼睛都得溜出来。父亲由于对家人的牵挂,虽然亲眼接受过这样的教育,竟全然不顾,找机会逃了出来,一路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从沈阳往回走。当时的人都传言说父亲从平泉走后就去前线了,奶奶也这么认为,一年到头没有任何消息,恐怕是凶多吉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步行到了家。刚到家时,奶奶和母亲还在议论父亲离开家时的情景,当看到疲惫而消瘦的父亲出现在门口时,奶奶和母亲都惊呆了......

  1948年春天,新中国成立前夜,国内还不稳定,山区常有抢匪出没,猖镢一时,我家曾遭一劫。事后父母领着大哥大姐逃难到姥爷家,还没进院,就听见姥爷的“哎呀”声和“啪啪”的皮带的抽打声,又一股抢匪正将姥爷吊着打,父亲急火攻心,失明一目,从此,生活的重担更多的放在母亲的肩上。

  母亲操劳一生,一直到脑溢血不醒人事,手中还没放下活计。母亲病重的消息使我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我不相信那么坚强的母亲会倒下,我一直准备买房接父母来县城同住。可是当我们赶到家时,屋里屋外都是默默无语的人。任凭我千呼万唤也没有一丝反应,只是呼呼大睡,一副很累的样子。

  是的,母亲太苦太累了。也许是从父亲当兵时起母亲就养成的习惯,事必躬亲、勤俭持家。在我的记忆中,不是病倒在炕上,母亲没有歇着的时候。

  集体生产队时,母亲象个男人一样能干,从来不误工。记得母亲说过哥和姐还小时,在生产队干活每天趁歇着时来回六七里去送奶。等到我记事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夏天和秋天,母亲每早都扛回一大筐蘑菇,白天再挣一天的工分,晚上还得为一家人的吃穿忙碌半宿,天天如是,有时贪晚和起早就连上了。地里没活,她便去采药材卖,采野菜、树叶、草籽喂猪。所以,毒毒太阳下的山岭上,茂密的杏树丛中,过人高的庄稼地旁总有她挎筐、背袋或挑担的身影......身教胜于言传,母亲的勤劳影响着我们还有同伴们。记得有一天早晨,母亲领着我们去捡蘑菇,由于起得太早,三四里黑路走到了山前,天还丝毫没有亮的意思。小孩子觉多,于是母亲站岗,我们一帮小孩子在河道的干沙滩上又睡了一大觉天才亮。

   母亲的勤劳能干换来的是我们家人的吃穿不缺,可母亲却苦了自己。早年的布票、棉票缺,母亲的一身棉衣不知拆洗了多少遍、穿了多少年,很少自己添衣服。吃剩的饭菜也从不倒掉,留着自己下顿再吃。等到我们懂事了,吃饭时跟母亲抢剩饭菜,可母亲从来不让,她边吃边说吃这要比六二、六三年大旱吃棒子柚、吃灰灰菜肿成大胖子强多了。

  也许是母亲的一生艰辛感动了上苍,母亲摔倒后,天就一直下雨。午夜时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雨也停了,天出奇的冷。亮天后,深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重霜把大地盖得银白一片。我努力在脑海中寻找母亲的一切。

  母亲说过,还是在我没有出生时,前院的异姓邻居三娘因难产而娘俩同时离世,这事刺激了没有念过一天书的母亲,决心学接生。后来在本村和邻村还真的接生了不少,无一意外。距今六十年前,在姥姥家那村,一位还不会说话就没了母亲的孩子嗷嗷待哺,当时母亲在娘家,大哥不到一周岁,正在吃奶,那家找到母亲,母亲二话没说,一直将这孩子带到同大哥一起断奶,这就是母亲去世一个月后知道了消息同我们一样哭得泣不成声的高哥。

  母亲一生生了我们八个儿女,岁月的艰难拉扯活六个。我那没有养活成人、分别在三岁和十一个月就死去的一哥一姐成了母亲最大的遗憾,多少次不小心碰到这个话题,母亲总是凝视远方愣一会儿,然后用衣襟试去欲流的泪水,叹道:“那时没有现在的药多,要是放在现在,咋也死不了。”然后长舒一口气,“有多少个孩子都是好的!”

  是呀,有多少个都是好的。三十年前,农村经济一塌糊涂,有的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分核算有的生产队一工分不值一分钱。不少人去东北打工谋生去了,18岁的二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二哥的外出象是摘走了母亲的心,她每天不停地向东张望,看东方天上的阴晴雨雪,看东方路上的过往行人。终于,是冬季的一个午后,二哥背着行囊回来了。二哥汗脚上的毡袜子已穿了多日,又走了好多路。母亲把二哥迎进屋,给火盆加上火,给二哥烤起袜子来,直烤得满屋臭气,母亲竟因儿子归来的喜悦没有觉察出来。

  后来我去远处上学,几周回家一次很有规律,每次回家总能看见母亲在房后望班车等我回来,送我走时也是这个画面:老屋、杨树、母亲,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这成了我脑海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是多么希望人有在天之灵,多希望梦中的接触是灵魂的交流。曾有一段时间我总是重复梦见回老家见到家园及父母的情形,怕忘掉,醒后整理成如下的五言句子:

 

梦回故里

石墙映绿柳,

鲜花衬草房,

篱挡青山远,

风送瓜菜香。

阿黄跟左右,

鸡鸣倍激昂。

邻居窗外语,

堂内见爹娘,

老父拉我手,

慈母细端详。

若不喜惊醒,

可与话柴粮。

  父母亲离我们远去了,留下的是一笔勤俭、坚韧、善良的宝贵精神财富,使我们永远受益,我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和教诲,并在未来的时光里尽职尽责,关心孩子,努力工作。

 

                      ——为父亲三周年而写 (写于2002年)